蒋蓝||雄浑岷山撑乾坤,文学阿坝谱华章——阿坝州文学群体综述  

蒋蓝||雄浑岷山撑乾坤,文学阿坝谱华章——阿坝州文学群体综述
2017/5/22 16:26:29  蒋蓝

华夏大地上,昆仑既是天地的中心又是连接天地的天柱或天梯。古人认为天盖围绕着天柱旋转因此天柱昆仑以旋转,“轮转”由此而得以确立。作为神话地名的昆仑山,它是最初居住在岷山地区的先民以岷山为精神高峰,以岷江流域为辐射,辅之以瑰丽雄奇的想象,最终形成了横跨上古时代、吸纳多民族文化滋养华夏大地的大昆仑文化。

江导岷山,流通楚,群峰拱卫,秀流仙源。历代文人诗章、民族史诗以及西方探险家考察记里对岷山一线多有咏叹与描述,在这块纳入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区域的神奇大地上,本土文学蓬勃发展,阿坝作家薪尽火传。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四川省作协、阿坝州文联的领导下,在全国众多名家大师的亲临指导下,阿坝州作家们蹈厉奋发、勤奋笔耕,自觉投入到追溯历史族群记忆与书写火热现实生活的创作之中,客观地展示本土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客观而执着地发掘地域文化资源,诚挚地表达民族文化的精神诉求,并以作协为依归,着力培养优秀人才,努力推出精良作品,积极建设文艺阵地,用激情和梦想书写出浓墨重彩的文学事业新篇章,在川西北高原上呈现出一派足可与帝王百合花相颉颃的葳蕤文学景观,为当代中国文学繁荣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阿坝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批又一批的各民族文学创作者脱颖而出、前赴后继,根植于阿坝地域深厚的文化版图,在保留自身文化原质的同时,将文学视域拓展到古今中外的文学世界,吸取内地文化与西方文明中现代艺术的精粹,创作了大量具有独立精神、地域特色和民族元素,且不乏文学、认识、美学和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阿来、谷运龙、龚学敏、牛放、索朗仁称、远泰等优秀作家为群体文学代表,更是以深邃的历史使命和和对严肃文学的真情恪守,使川西北高原上的这个作家群落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阿坝文学:置身巴蜀,和而不同

20世纪30年代前期,正值左翼文学落地生根之际,鲁迅先生于1932年致信青年作家沙汀、艾芜,这就是在新文学历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评论家向荣指出,这封信从审美取向和文学发生学意义上,开启了四川乡土文学的先河,成为四川乡土文学发展史上一份重要的纲领性文件,并在近80年四代乡土作家群的艺术实践和薪火相传之中,逐渐地形成一种类似“集体无意识”式的精神传统。

因此,乡土文学叙事逐渐成为了川籍小说家们的精神大本营。在这样的文学氛围之下,阿坝作家们较长时间来并没有成功突围,获得凸显自己文学特质的力量。但阿来陡崖式的轰然崛起,彻底改变了这一文学格局。

一般而言,具有诗人功底的作家,无论他的小说还是散文,诗意话语之外,更有一种诗性盘桓于气场之中。诗性以智慧整合、贯穿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抵达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王进《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4期)在此意义上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初的、抒发情感的元精神。

我认为,在现存汉语谱系下,诗性大于诗意,诗性高于诗格。诗性是诗意、思想、人格的三位一体。

诗人出身的阿来,其诗歌在1980年代中后期已闪耀于诗坛。他的小说《尘埃落定》《格萨尔王》和《遥远的温泉》等等具有明显的诗化叙事其诗化叙事艺术又具有颠覆传统叙事性小说的理性规范的特征,更不同于四川新文学传统中的乡土风尚,他的小说呈现出多重叙事视角化、非性格化典型化叙事、对叙事逻辑的颠覆性演绎,还有去中心化叙事策略。阿来小说的诗化叙事,既具有对自身成长经历的提纯,同时更具备一种对诗性智慧的慕渴与行吟

纵览新时期以来阿坝州作家的价值向度,我认为体现出四大特征——

第一,创新精神

在一个产品高度同质化的时代,文学的新意并非决定于题材的别致与越轨,以及由出资单位策划、从市场寻找热点的写作,或者抽取了良知与正义底线的大词写作。而具有灵魂深度、返回本质的原创性写作日渐稀有,这导致了创新精神的委顿 

创新并非猎奇。创新是对文学空间的拓展,是文学朝向精神高地的拓近。创新更是在摒弃时尚化写作的另一域界,所展开的对既有文学版图的拗动、扩张、开拓。

阿坝州作家们出于地缘的特殊性,由于受时尚化写作的影响不大,这一态势反而让他们保有了较为纯正的写作立场。他们的创新精神,体现在既致力于历史化、民族表达中潜在的崇高精神的发现,又致力于对当代高原生活中真实的平民精神的彰显和重塑。其表达技法具有极大的丰富性,既有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借鉴与吸收,又有对固有传统文学的接通。可以说,阿坝作家们拿出了一大批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地缘的创新之作。

2016年阿坝州文联编辑并出版了《阿坝作家书系(第一辑)》共8部作品,其中有张翔里长篇小说《玛曲》,谷运龙小说集《迁徙》,白林的小说集《仰望雪宝鼎》,扎西措的小说集《摇曳的格桑花》,雷子散文集《天真的梦和羌野的歌》,任冬生的散文集《记住我的姓氏》,康若文琴诗集《马尔康,马尔康》,文君的诗集《天上的风》。这一批作品中,小说、诗歌仍然是阿坝文学的大翼。相对而言,散文虽然尚未进入大散文格局,但也别开生面。

    比如王庆九的散文,表达了作者高原胜地、高原人文同体连枝般的的真挚热爱。张扬血魂与风骨、饱含心智与情魄的众多篇什,不仅在灵动而优美的语言中深蕴着诗性、画意,于疏放且忧郁的意绪里弥散出素雅、洁净,而且通过炽热的情感与深厚的思想交融兼济,凸显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和卓然的文学品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指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尼采曾说,一切文学中我独爱以倾尽作者心血而完成的作品。而李煜的词,真的可以称之为是以心血谱成的。这是王国维用以表达自己对文学最为推崇真情实感的这一观点。

一言以蔽之,真正的创新精神所书写的,恰恰就是与作家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心灵档案。

第二,诗性精神

海德格尔诗性本体论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人的本源性大于人的主体性,人向诗性本源的回归,就是从此在的主体性出发,对主体狭隘性的断然否弃,就是向此在之“在”的真理的敞开,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人的神圣性以及在澄明中恢复人的世界与大地的和解。在这样的诗思向度下,近十年来中国诗坛对“诗为何”和“诗人为何”的反复拷问,已被一些论者悄悄置换为“写作为何”的命名,即千方百计把写作的价值向度简化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这是游离于诗学之外的伪问题——我认为,一个连技术层面问题尚未基本理顺的写作人,就不配来谈论诗性的问题。

伽达默尔说过两段话,前者针对诗性的思维方式,后者讲诗性的生存方式——“诗的语言乃是以彻底清除一切熟悉的语词和说话方式为前提的。”“诗并不描述或有意指明一种存在物,而是为我们开辟神性和人类的世界,诗的陈述唯有当其并非描摹一种业已存在的现实性,并非在本质秩序中看见类的景象,而是在诗意感受的想象中介中表现一个新世界的新景象时,它才是思辨性的。”(【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下卷第600页-601页)阿坝州的自然地理赋予了本土诗人们一种超拔的想象,他们的诗性文本不偏重于书卷式写作,而是主要表现为独一深邃的宗教文化与绮丽豁达的民族性格相嵌、浪漫书写与静态叙述相对撞动物植物组构的神话地理与魔幻表达契合而成的瑰丽诗章。这些诗歌意象不但具有藏民族的独特魅力,同时为汉语诗歌创造了一个崭新文学空间

如果说龚学敏的诗集《九寨蓝》呈现出诗意栖居、诗性存在的自我省思,那么他的《紫禁城》则是渴望在纸上重建一座他心目中的“王城”,展示他对权力、生命、死亡、恩仇、黑暗、人性的重新铺排与演绎。这部作品的思想力发出了冷兵器之光,既是一部着眼当代汉语诗歌弱力于宏大叙事的针锋相对之作,也是一部诠释诗歌历史地理的思想之书。

 

         前世是一抹珍珠的黑色,被灯一照,化在了

      那棵树身后的露中。

      前世是狐一样白的肌肤,被风一吹,凋在

      那人遍野雪一样白的衫上。

      已经是今生了。珍的名字长成沿上孤寂的苔了。

      已经是来世了,珍的名字从青苔中长出一棵叫做井的树了。

  (《紫禁城》之十六珍妃井:从青苔中长出一棵叫做井的树)

 

这些具有现象学的句式,不但裹挟有来自岷山的冰雪与硬风,而且书写了诗人透过历史镜像看到的事物本相。

阿来、龚学敏、牛放、羊子、雷子等诗人的生命言说,宛如松枝举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但是以诗性的方式思维,而且是以诗性的方式生存。

可以发现,自郭沫若以,四川新诗史与中国新诗史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换言之,中国新诗谱系可以大体上适用于四川新诗。这其中有两大关键词:诗的文体意识与诗的生活方式,唯有将诗的文体意识与诗的生活方式彻底交融,方为四川诗歌。阿坝州文学方阵里的诗歌力量,在四川诗歌里异军突起,为之注入了异常丰富的意象。

第三,兼容并蓄的散文精神

伴随现代性洪水般的无孔不入,如今一切要求似乎都是合理的,现代世界就逐渐从诗性转变为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性。不再有宏大与辉煌,只有俗人没有英雄,只有艳歌没有诗歌,最终导致生活丧失了意义。

一方面,这种“散文时代”的美学氛围具有一种致命的空虚,它遮蔽了诗性、价值向度尤其是独立精神,散文性的肉身在莱卡与蕾丝花边的加盟下华丽无垢;另外一方面,这种散文性其实具有一种大地气质。吊诡之处在于,大地总是缺乏诗性,缺乏诗歌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根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安排。 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改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

与诗歌小说等不同,一般而言,1000字左右的散文长度即可展示作家的多方面修为。作家谷运龙的散文并不高蹈扬厉,文体上更多地遵循了传统散文结构,他是根植大地的散文家。《天堂九寨》《我的岷江》当中的文章,从一个细节入手,把自己的观察、感悟自然展示出来。阿来称之为“地理介入方式”,由于他的散文还具有当下道德考量,因而这是一种极具个人立场的“介入写作”。

    诗人出身的作家牛放,他的展现的是充满自然精神和人文意味的山水图景,用人类文化意义的关怀解读自然、人生、历史和族群文化,凸显了一个散文家诗性的独特审美个性和深邃的认知方式。作家以平常心静听天籁之音,以亲近自然的态度书写坦诚、以思想者的智慧审读事物,平和而睿智地完成了一个精神行游者的一次诗意漫游。

    无论是他的诗作、散文还是书法,我觉得牛放的笔一直在阿坝的莽野山林盘桓,他是希望用柔软的毛笔与大地亲密接触。其实这与先锋写作界企图使汉语还原的努力有些近似。先锋写作是使附着在词语上的说教脱落,让词语焕发新意;牛放是在打扫汉字上深厚的青苔,在字的源头呈现它本质的形态,以期获得陌生化的美学效果。他的书写其实是在观赏者的共同参与下才能一并实现的汉字历险和散文狂欢。这种持续用力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静默、充实,充满大地关怀。

阿来的《大地的阶梯》杂陈了很多历史、地理、人文和思绪,间或采用了跨文体写作方式,描绘的一草一木都藏着阿来的观察与情感。到《成都物候记》里,他的随笔特征日益彰显,不露声色之中直捣事物的命门。“木性”成为了他回到思的一种奇妙依托。

在我看来,散文与随笔存在着一个汉语的文体分野。散文是着眼于文学空间的,随笔是服务于思想空间的。如同面对一个苹果,散文是描述苹果的色泽、果霜、重量,随笔是咬下一口,细细说出苹果的味道,以及回忆里漫漶的隐喻。这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有侧重之别。在我看来,总体上大师们随笔的纵深力要高过散文。毕竟,随笔是精神的事情。

  从美学角度而言,散文性就是诗性的“反面”。所以我不同意为散文注入大剂量的异质元素、企图彻底改变词性的“命名术”,尽管这一针对词语的策反行动目的是希望使之成为散文的律法。但这样做不但矮化了“诗性”本身,把诗性降低到诗歌的地域,问一问命名“诗性”作为人类智慧斗拱的维科先生吧,估计他不会同意这种移花接木。

第四,非虚构写作的大地精神

2010年自《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作品专栏以来,呼吁作者离开书斋与二手、三手经验,以直面大地的方式来展开对话。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汉语写作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它也被人誉为“非虚伪写作”。由于远离历史进而歪曲历史、远离真实进而伪造真实的写作,长期以来成为部分人汉语写作的圭臬,非虚构写作对真实历史的大面积进逼已经造成了某种临界性尴尬:现实中真实事物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是以往任何一种文体能够从容应对的了。在目前可以看到的非虚构作品里,作家们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域界,考据、思辨、跨文体、微观史论甚至大量注释等开始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这样的努力日益清晰地、形象地复原了真实历史的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写作是源自每一个人真实生命的需要。于此同时,由于非虚构写作扩大了文学的写作场域和表达边界,汉语里的“非虚构写作”逐渐与西方定义里的“非虚构”貌合神离。

阿来的《瞻对》为什么是非虚构写作而不是报告文学?我认为,首先厘定报告文学是有必要的。尽管西方人称之为“叙事性非虚构”作品。但在汉语写作里,报告文学花开两朵,一种是往往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充满二元意识形态对立的写作文类,靠近宏大主流理念的写作往往就成为“时代的报告”,基本上属于“大词写作”;另外一类叫纪实文学,这是去掉部分意识形态色彩之后,对非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叙述,带有清楚的个人立场与感情色彩。但由于文体结构相对单一,煽情的“知音体”与“读者体”往往是其文体标准,这难以抵达廓清历史、回到历史真相、发出思想拷问写作目的。

非虚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当代作家应该坚持的态度,更是朝向自由、民主的文体。是作家具有独立的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和某个人物的生活予以多方位、跨学科考察的文学性叙述。这标志着作家从实验文体的自我纠结中走出来,从充满自恋的、复制某个阶级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回到伟大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去表达一种文学本应具备的风骨。因此,非虚构写作其实更应该是挥告虚伪的形式、为平民代言的写作,这才是我们应该延续和提倡的健康写作精神。

由于阿来非虚构长篇《瞻对》的出版,2014年成为了非虚构写作谱系里意味深长的一年。这无疑是汉语非虚构写作发轫以来10年内的最大收获。这一作品辐射出来的盐与光,将在汉语写作中逐渐彰显出它越来越重要的启示录意义。

《瞻对》昭示出现实对历史的审视立场、对历史人物的描述方式,对史料的别裁尺度,对纠结恩仇的客观呈现,以及作家思想的思辨力度,均在不同的场域里启发了众多作家的写作,这让我们欣喜地看到,2014年以后,汉语非虚构写作出现了勃然一震、海阔天空的升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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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阿坝州文联编辑并出版了《阿坝作家书系(第一辑)》共8部作品,其中有张翔里长篇小说《玛曲》,谷运龙小说集《迁徙》,白林的小说集《仰望雪宝鼎》,扎西措的小说集《摇曳的格桑花》,雷子散文集《天真的梦和羌野的歌》,任冬生的散文集《记住我的姓氏》,康若文琴诗集《马尔康,马尔康》,文君的诗集《天上的风》。这一批作品中,小说、诗歌仍然是阿坝文学的大翼。相对而言,散文虽然尚未进入大散文格局,但也别开生面。

    比如王庆九的散文,表达了作者高原胜地、高原人文同体连枝般的的真挚热爱。张扬血魂与风骨、饱含心智与情魄的众多篇什,不仅在灵动而优美的语言中深蕴着诗性、画意,于疏放且忧郁的意绪里弥散出素雅、洁净,而且通过炽热的情感与深厚的思想交融兼济,凸显出鲜明的地域特点和卓然的文学品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指出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尼采曾说,一切文学中我独爱以倾尽作者心血而完成的作品。而李煜的词,真的可以称之为是以心血谱成的。这是王国维用以表达自己对文学最为推崇真情实感的这一观点。

一言以蔽之,真正的创新精神所书写的,恰恰就是与作家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的心灵档案。

第二,诗性精神

海德格尔诗性本体论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人的本源性大于人的主体性,人向诗性本源的回归,就是从此在的主体性出发,对主体狭隘性的断然否弃,就是向此在之“在”的真理的敞开,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人的神圣性以及在澄明中恢复人的世界与大地的和解。在这样的诗思向度下,近十年来中国诗坛对“诗为何”和“诗人为何”的反复拷问,已被一些论者悄悄置换为“写作为何”的命名,即千方百计把写作的价值向度简化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这是游离于诗学之外的伪问题——我认为,一个连技术层面问题尚未基本理顺的写作人,就不配来谈论诗性的问题。

伽达默尔说过两段话,前者针对诗性的思维方式,后者讲诗性的生存方式——“诗的语言乃是以彻底清除一切熟悉的语词和说话方式为前提的。”“诗并不描述或有意指明一种存在物,而是为我们开辟神性和人类的世界,诗的陈述唯有当其并非描摹一种业已存在的现实性,并非在本质秩序中看见类的景象,而是在诗意感受的想象中介中表现一个新世界的新景象时,它才是思辨性的。”(【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下卷第600页-601页)阿坝州的自然地理赋予了本土诗人们一种超拔的想象,他们的诗性文本不偏重于书卷式写作,而是主要表现为独一深邃的宗教文化与绮丽豁达的民族性格相嵌、浪漫书写与静态叙述相对撞动物植物组构的神话地理与魔幻表达契合而成的瑰丽诗章。这些诗歌意象不但具有藏民族的独特魅力,同时为汉语诗歌创造了一个崭新文学空间

如果说龚学敏的诗集《九寨蓝》呈现出诗意栖居、诗性存在的自我省思,那么他的《紫禁城》则是渴望在纸上重建一座他心目中的“王城”,展示他对权力、生命、死亡、恩仇、黑暗、人性的重新铺排与演绎。这部作品的思想力发出了冷兵器之光,既是一部着眼当代汉语诗歌弱力于宏大叙事的针锋相对之作,也是一部诠释诗歌历史地理的思想之书。

 

         前世是一抹珍珠的黑色,被灯一照,化在了

      那棵树身后的露中。

      前世是狐一样白的肌肤,被风一吹,凋在

      那人遍野雪一样白的衫上。

      已经是今生了。珍的名字长成沿上孤寂的苔了。

      已经是来世了,珍的名字从青苔中长出一棵叫做井的树了。

  (《紫禁城》之十六珍妃井:从青苔中长出一棵叫做井的树)

 

这些具有现象学的句式,不但裹挟有来自岷山的冰雪与硬风,而且书写了诗人透过历史镜像看到的事物本相。

阿来、龚学敏、牛放、羊子、雷子等诗人的生命言说,宛如松枝举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但是以诗性的方式思维,而且是以诗性的方式生存。

可以发现,自郭沫若以,四川新诗史与中国新诗史呈现出惊人的同构性换言之,中国新诗谱系可以大体上适用于四川新诗。这其中有两大关键词:诗的文体意识与诗的生活方式,唯有将诗的文体意识与诗的生活方式彻底交融,方为四川诗歌。阿坝州文学方阵里的诗歌力量,在四川诗歌里异军突起,为之注入了异常丰富的意象。

第三,兼容并蓄的散文精神

伴随现代性洪水般的无孔不入,如今一切要求似乎都是合理的,现代世界就逐渐从诗性转变为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性。不再有宏大与辉煌,只有俗人没有英雄,只有艳歌没有诗歌,最终导致生活丧失了意义。

一方面,这种“散文时代”的美学氛围具有一种致命的空虚,它遮蔽了诗性、价值向度尤其是独立精神,散文性的肉身在莱卡与蕾丝花边的加盟下华丽无垢;另外一方面,这种散文性其实具有一种大地气质。吊诡之处在于,大地总是缺乏诗性,缺乏诗歌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根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出于某种安排。 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改赋予羽翅的赋予羽翅,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

与诗歌小说等不同,一般而言,1000字左右的散文长度即可展示作家的多方面修为。作家谷运龙的散文并不高蹈扬厉,文体上更多地遵循了传统散文结构,他是根植大地的散文家。《天堂九寨》《我的岷江》当中的文章,从一个细节入手,把自己的观察、感悟自然展示出来。阿来称之为“地理介入方式”,由于他的散文还具有当下道德考量,因而这是一种极具个人立场的“介入写作”。

    诗人出身的作家牛放,他的展现的是充满自然精神和人文意味的山水图景,用人类文化意义的关怀解读自然、人生、历史和族群文化,凸显了一个散文家诗性的独特审美个性和深邃的认知方式。作家以平常心静听天籁之音,以亲近自然的态度书写坦诚、以思想者的智慧审读事物,平和而睿智地完成了一个精神行游者的一次诗意漫游。

    无论是他的诗作、散文还是书法,我觉得牛放的笔一直在阿坝的莽野山林盘桓,他是希望用柔软的毛笔与大地亲密接触。其实这与先锋写作界企图使汉语还原的努力有些近似。先锋写作是使附着在词语上的说教脱落,让词语焕发新意;牛放是在打扫汉字上深厚的青苔,在字的源头呈现它本质的形态,以期获得陌生化的美学效果。他的书写其实是在观赏者的共同参与下才能一并实现的汉字历险和散文狂欢。这种持续用力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静默、充实,充满大地关怀。

阿来的《大地的阶梯》杂陈了很多历史、地理、人文和思绪,间或采用了跨文体写作方式,描绘的一草一木都藏着阿来的观察与情感。到《成都物候记》里,他的随笔特征日益彰显,不露声色之中直捣事物的命门。“木性”成为了他回到思的一种奇妙依托。

在我看来,散文与随笔存在着一个汉语的文体分野。散文是着眼于文学空间的,随笔是服务于思想空间的。如同面对一个苹果,散文是描述苹果的色泽、果霜、重量,随笔是咬下一口,细细说出苹果的味道,以及回忆里漫漶的隐喻。这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有侧重之别。在我看来,总体上大师们随笔的纵深力要高过散文。毕竟,随笔是精神的事情。

  从美学角度而言,散文性就是诗性的“反面”。所以我不同意为散文注入大剂量的异质元素、企图彻底改变词性的“命名术”,尽管这一针对词语的策反行动目的是希望使之成为散文的律法。但这样做不但矮化了“诗性”本身,把诗性降低到诗歌的地域,问一问命名“诗性”作为人类智慧斗拱的维科先生吧,估计他不会同意这种移花接木。

第四,非虚构写作的大地精神

2010年自《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作品专栏以来,呼吁作者离开书斋与二手、三手经验,以直面大地的方式来展开对话。非虚构写作逐渐成为汉语写作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力量,它也被人誉为“非虚伪写作”。由于远离历史进而歪曲历史、远离真实进而伪造真实的写作,长期以来成为部分人汉语写作的圭臬,非虚构写作对真实历史的大面积进逼已经造成了某种临界性尴尬:现实中真实事物的复杂性已经不再是以往任何一种文体能够从容应对的了。在目前可以看到的非虚构作品里,作家们调动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影像学等等学科逐渐进入文学域界,考据、思辨、跨文体、微观史论甚至大量注释等开始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方法,这样的努力日益清晰地、形象地复原了真实历史的原貌。从这个意义上说,非虚构写作是源自每一个人真实生命的需要。于此同时,由于非虚构写作扩大了文学的写作场域和表达边界,汉语里的“非虚构写作”逐渐与西方定义里的“非虚构”貌合神离。

阿来的《瞻对》为什么是非虚构写作而不是报告文学?我认为,首先厘定报告文学是有必要的。尽管西方人称之为“叙事性非虚构”作品。但在汉语写作里,报告文学花开两朵,一种是往往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充满二元意识形态对立的写作文类,靠近宏大主流理念的写作往往就成为“时代的报告”,基本上属于“大词写作”;另外一类叫纪实文学,这是去掉部分意识形态色彩之后,对非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叙述,带有清楚的个人立场与感情色彩。但由于文体结构相对单一,煽情的“知音体”与“读者体”往往是其文体标准,这难以抵达廓清历史、回到历史真相、发出思想拷问写作目的。

非虚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当代作家应该坚持的态度,更是朝向自由、民主的文体。是作家具有独立的价值向度前提下,对一段重大历史和某个人物的生活予以多方位、跨学科考察的文学性叙述。这标志着作家从实验文体的自我纠结中走出来,从充满自恋的、复制某个阶级趣味的文字中走出来,回到伟大的尘世,用对民生疾苦的抚摸,对非中心的关注,对陌生经验的讲述,对常识的打破等方式,去表达一种文学本应具备的风骨。因此,非虚构写作其实更应该是挥告虚伪的形式、为平民代言的写作,这才是我们应该延续和提倡的健康写作精神。

由于阿来非虚构长篇《瞻对》的出版,2014年成为了非虚构写作谱系里意味深长的一年。这无疑是汉语非虚构写作发轫以来10年内的最大收获。这一作品辐射出来的盐与光,将在汉语写作中逐渐彰显出它越来越重要的启示录意义。

《瞻对》昭示出现实对历史的审视立场、对历史人物的描述方式,对史料的别裁尺度,对纠结恩仇的客观呈现,以及作家思想的思辨力度,均在不同的场域里启发了众多作家的写作,这让我们欣喜地看到,2014年以后,汉语非虚构写作出现了勃然一震、海阔天空的升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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